‘格物者，即物之形以求其性，使归有用也。
但问题在于，在传统文化语境中，系《序》于子夏关乎《毛诗》的经典性与权威性，归《序》于卫宏恰恰减低甚至消解《毛诗》的权威性与正当性。整体而言，王逸以兴说《骚》乃是孔子以兴说诗传统的继承。
分别譬称是指两种说明的方式，譬是谕的一种方式，此亦可见譬与谕的分别。如果当时确信《周礼》是周公所著，何以要征引后出的《左传》为证？唐人贾公彦实看出问题所在，故疏云：先郑（郑众）引《春秋》为证者，以时人不信《周礼》者，故以《春秋》为证，以与《春秋》同，明此是周公所作耳。孔氏对六义提出了新诠释：风、雅、颂者，诗篇之异体。不仅如此，《周礼》在王莽新朝之后也面临传承危机。即便相信刘歆的说法，《周礼》为周公所著，但是，由于其书不行于西汉，故绝大多数西汉学者并不了解其书，甚至不知道此书的存在。
孔安国所谓引譬连类之引譬即是设譬、取譬之意。以本文的论题而言，赋比兴说出自六诗，六诗载于《周礼》，六诗说是否真出周公，属事实问题。在儒家思想里，合乎道即是正当合理的，就可以成为导人之教,《传习录下》曾记述：先生曰：‘天命之谓性,命即是性。
王阳明以灵丹之喻来说明良知具有疗救的功能，如果人们能觉察到良知，便知是知非，能自觉地判定邪思枉念并去除之，将人欲消融于无形，回复到天理本然，就此而言，良知就是灵丹一粒,能够点铁成金。乡约的职责还有维护社区治安、进行社会监督等。每朔望，集各学会歌于书院。古人如此，今人复如此。
这就如同礼能够矫正人在生活中的不当言行一样，所谓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(《论语·颜渊》)。在这一前提下，王阳明在礼乐文明论域中的主张不是不去理会礼乐，而是强调先立乎其大,再去传承礼乐，所以他说：亦不是将名物度数全然不理，只要‘知所先后，则近道。
正是由于圣人的立教垂范，三代之世的良好社会生活才得以确立，天下才实现了由乱到治。王阳明将良知当作包治百病的良药，认为良知可以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伦理指南，人若知这良知诀窍，随他多少邪思枉念，这里一觉，都自消融。乡约成员要在生活中移风易俗。作为儒家思想发展的新阶段，阳明心学也高度重视儒家的人伦之道，以此作为公私生活的教条,并将其转化为日常生活的具体规约在伦理实践中予以推行。
《南赣乡约》的具体约条涉及父子兄弟、婚姻等私人生活，更涉及邻里关系、乡村安全、生产贸易以及惩恶扬善等公共生活。他说：圣人有忧之，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，使之皆有以克其私，去其蔽，以复其心体之同然。教读复随时就事，曲加诲谕开发。按照儒家的设想，礼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处处发挥作用，人无论贫贱还是富贵，都要恪守礼教，富贵而知好礼，则不骄不淫。
其余皆就席，敛容肃听。结语阳明心学的理论关注核心点在于心体与良知，要义在于将儒家的道德原则与规范予以内在化，改变天理外在化所带来的心与理的分裂，从而保证人们能够在生活中真切地体认这些原则和规范，将要我做转化成我要做,以此来保证儒家价值的实在化。
阳明心学的良知说将儒家的价值规范内化为人的心性秩序，从而将一般意义上的恪守礼教转化为遵从良知。概括来看，阳明心学既体现了礼教思想在塑造个人、规约公私生活、传承文明方面的传统功能，也展现了礼教并不仅仅是以礼为教的外在绳索,它也有可能转化为人展现道德主动性的内在灵明。
他在教导自家子弟时说道：尔辈须以仁礼存心，以孝弟为本，以圣贤自期，务在光前裕后，斯可矣。从阳明心学的礼教思想出发，可以看出礼教并不是简单僵化的生活教条，而是一种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都有丰富蕴涵的价值观念和规范体系，具有心性秩序、生活秩序、文明秩序等意义指向，值得结合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历程予以多维考察。[1](664)同时《乡约》还指出，人的善恶只在一念之间，人之善恶为心所驱使，因此要通过教化人心来影响人为善去恶，而乡约可以借用外在力量的形式劝人向善，使人们通过修身而心存善念，以善待人，如此，乡间良好的社会秩序和道德风貌自然会形成。关于礼乐文明的传承和教化，在贵州龙场时期，王阳明认为这是华夏与夷狄之间的区别，诸夏之盛，其典章礼乐，历圣修而传之，夷不能有也，则谓之陋固宜[1](982)。就此而言，阳明心学依然是传统礼教精神的彰显。[6](254)以五伦为核心的人伦之道成为是非善恶的总标准，这也被视作礼教意识的逐渐增强。
这些精灵，生天生地，成鬼成帝，皆从此出，真是与物无对。由此，博文实际上也是约礼的工夫，当人们博学于文的时候，实际上正是在做着合乎天理、合乎礼法的事情。
参考文献[1] 王守仁.王阳明全集[M].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1.[2] 王畿.王畿集[M].南京：凤凰出版社，2007.[3] 欧阳德.欧阳德集[M].南京：凤凰出版社，2007.[4] 陈宝良.礼教秩序与明代社会生活变迁——兼论礼制、观念与生活之关系[J].安徽史学，2019,(3).[5] 班固.汉书[M].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2.[6] 朱熹.朱子全书：第14册[M].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。王阳明的这段话对于儒佛之辨具有重要意义，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他对礼教精神的坚守，坚守公私生活中的人伦之道并不意味着落入俗套或陷入束缚，反而可能更意味着对天理人情的顺应。
教往往意味着最高信条，以良知为教即意味着良知的至上性，王阳明曾将良知喻为造化的精灵,并认为遵循良知就是人生至乐，良知是造化的精灵。从王阳明及其后学对良知的推崇可以看出，阳明心学倾向于将良知与致良知看成是一种教义，正如历史上儒家将礼当成教义一样，认为奉此而行，优良的个体就能得以塑造，优良的社会也能得以形成。
另外，在上述引述内容中，王阳明还对礼乐之教的形式、频率、进度、要求等予以了规定，希望通过这些形式性的规定使受教者对于礼乐精神、人伦道德有深入的领会并践行之，从而树立牢固的礼教意识。每十日则总四班递习于本学。而在礼乐传承和教化上，阳明心学虽不主张拘泥于礼乐的名物度数上，但是在重视礼乐本原的前提下，仍强调要传承礼乐典章并对民众进行礼乐教化，以此来延续儒家的文明秩序。在巡抚南赣时期，为了做好乡村教化工作，王阳明专门写了《训蒙大意》《教约》等，具体讲述为何以及如何进行礼乐文明的传承和教化。
这就是教以人伦原则的具体操作，也是礼乐文明传承和教化的具体途径之一。《南赣乡约》的规条主要内容有十六条，大致包括：乡约作为社会基层组织要有完整的组织机构。
欧阳德虽然没有像王畿那样用宗教化的语言来阐释良知之妙用，但他对良知的功能也是推崇无比，如他曾指出：良知致，而天地之道立，人之能事毕矣。每朔望，则集各学会习于书院……每日工夫，先考德，次背书诵书，次习礼，或作课仿，次复诵书讲书，次歌诗。
‘约礼只是要此心纯是一个天理。久则精神宣畅，心气和平矣。
相反，王阳明主张在领会礼乐本质的基础上推行礼乐的传承与教化，实现儒家所倡导的文明秩序的世代相传，进而实现儒家的道德与社会理想。有个夫妇，还他以别：何曾着父子、君臣、夫妇的相?[1](112)佛教往往以儒家重视人伦而有所执著，王阳明则认为，佛教追求不着相,却恰恰是着了相,佛教毁弃父子、君臣、夫妇的人伦，逃避这些人伦责任，正是因为其内心存有这些人伦之相,为这些人伦之相所困。对此，王阳明也是认同的，他曾说：‘礼字即是‘理字。与之类似，礼教思想的精义也在于依照礼就能促进人们端正自己的行为，从而辨别是非，道德仁义，非礼不成。
人们依照良知来处世行事，良知认同的为是，违背良知的为非，依照良知就明白了是非，因此良知就具有了教条、教导的意义。孟子将仁义礼智等价值观念与人伦关系结合起来，也即将抽象的原则具体化为人伦生活中的规范。
正如陈宝良教授在讨论明代礼教时所言：王阳明心学的崛起，为人们从自己内心处找到自然之礼提供了理论依据。在王阳明之后，阳明后学更是将良知作为一种类似宗教的教义，王畿曾多次有此类表述，他曾说，大抵我师良知两字，万劫不坏之元神，范围三教大总持[2](202);师门宗旨，良知两字，是照妖大圆镜，真所谓赤日当空，魍魉潜消者也[2](222);良知是圣门斩关立命话头[2](472)。
儒家礼教的秩序精神、是非准则、善恶标准内化为自我的道德意志、道德情感和道德理性，以良知的形式成为人之为人的本体，就此而言，以礼为教在心学中就成了以良知为教。礼乐的本原在于天理、良知，因此王阳明主张学者须先从礼乐本原上用功[1](23),他还声称，制礼作乐，必具中和之德[1](59)。
